前天一位财经学院的经济学老师参加了我们的读书会。在一开始的讨论中，这位老师指出，社会学的危机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而经济学有。经济学用它的范式去各个领域分析问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建立了很漂亮的模型，发表了很多逻辑严谨的论文。经济学成为了显学，以致高考的高分考生争相要进入经济学系。所以社会学应该借鉴经济学来摆脱社会学的危机。这当然导致了同学们的“讨伐”。因为这位老师肯定没看懂李猛的文章，他的这种看法正好和李猛背道而驰。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下就会发现，经济学所带的这付“眼镜”同样狭窄。事实上经济学正是社会科学中“沉沦”得最深的学科，李猛根本不屑于将经济学作为靶子，因为经济学已经没救了。他批评社会学正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学还有得救，还有拯救的希望（具体为什么，后面再详细说）。如果经济学看着所谓的“社会学的危机”而哈哈大笑，正是经济学失去了反思性的表现。

     事实上，我们，至少在冯老师影响下的社会学系学生们，对经济学的了解，比经济学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多。因为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事件不是按照某个学科的逻辑发生的，要对社会做一个较为整全性的把握，那么经济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思想都要有所了解。因此，那位老师举的那个金融对家庭影响的那个例子，其实对我们也并不陌生（而且这位老师口误把作者陈志武说成了陈志国）。那么，我就来谈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

首先，就从经济学最引以为傲的方法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谈起。大一的时候我去学经济学，发现满书的图表、曲线、微积分公式。我当时就纳闷了，（1）经济行为不是人做出来的吗？而我根本不是按这些图表、公式行动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2）我现实中的行动都是有紧迫性的，没有理性思考的时间啊。（3）理性思考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有人考虑得周全，有人考虑得不周全，那是不是有些人就不是理性经济人？

后来我明白了，经济学其实是一种教人理性的学问。经济学起初是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比如萨缪尔森那个著名的“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因此，茅于轼先生说改革开放初期他们这些数学好的人学经济学得心应手，因为很多问题都能转换成线性规划等数学问题。经济学家比普通老百姓理性得多，会算计得多，老百姓没想到要算计的地方他们也要算计一下。正是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经济评论》上那篇著名论文发现学经济学的人更自私。同时经济学似乎很得意自己的成就，认为人“应该”要按照经济理性行事，不这么做就不理性，就很“傻”。然而，经济学的这套东西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大一的时候我用刚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开导我一失恋的哥们，我说你前期对她的付出是“沉没成本”，反正也收不回来了，你要是再为她伤心多不值。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我就是伤心有什么办法？无独有偶，罗卫东老师有一篇写他不喜欢温州的文章，在描写完一些温州给他带来的负面经历之后（比如买的第一双皮鞋是温州的伪劣产品；因为在温州开会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有几个学生是温州人很伤他的心……），他说：温州在我心里无异于“瘟州”。冷静下来，我也知道，对温州的这个态度是偏激和不理性的，但人在很多时候就是依着这样的情绪在过日子的，说一通大的道理完全比不上一件亲历的小事更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罗老师说得多好啊，人们很多时候就是依着这样的情绪过日子的。但经济学却陷入自身的逻辑不能自拔，不去看看社会现实的真正逻辑。我们昨天的讨论还提到了凯恩斯。为什么凯恩斯的理论在现实政治中大行其道？因为凯恩斯明白一个非常现实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总有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说，萧条要靠市场调节，市场会自发的回到平衡。政府调节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效果，但最终为以后的失调埋下了隐患。但凯恩斯告诉这些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长期市场可能会最终恢复平衡，但长期是多长时间？20年后，30年后？30年后我们都死了，它恢复了有什么用，难道在这30年中我就得失业？近几年，最后通牒试验（就是两人分钱的那个）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就不明白了难道经济学要通过这个试验才知道原来人是有公平感的？这都近乎荒唐！可见经济学在其自身的理性逻辑里显得多么深。

     有人说，现在经济学不像你说的那么狭隘了。经济学引进了广义效用理论，效用不仅是经济效用了。而且张五常教授说了，当我们说别人不理性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找到他们行为的约束条件。那我想问经济学一个问题，既然这样，那么“理性经纪人”的“理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拿罗老师的这个例子，罗老师说温州大学想请他工作他不去，那他这个行为是不是理性的？如果他去了，他是不是理性的？张五常说，理解一个人的行为要了解他行为的约束条件。然而，影响一个人行为的约束条件无限多，你把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约束条件都找一遍，恭喜你，你已经接近总体性社会科学了。事实上汪丁丁在《经济学与自由》一文中告诉我们：

“早期的经济学家如小米勒的老师边沁，或出身贵族世家的埃汲沃斯，都时刻记着人性极其复杂，所以才干脆用“效用函数”来概括一切动机。边沁的“效用函数”概念包括了一切与“幸福”有关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在今天的经济学家看来，已经是“广义效用函数”的概念。最广义的效用函数理论干脆不明确写出任何“约束条件”，直接就宣称：人的理性行为追求最大效用。至于何种因素进入效用函数，那是运用理论的人的任务。”

    而恰恰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度量上的方便，只选择一些计算的因素。读书会上这位老师屡次指出经济学能够做出非常漂亮的模型。但这些好看的模型牺牲了多少真实啊。在计量经济学里，许多人一旦模型不好看就去随意改动前提假设。经济学难道是为模型活着的么？

    近几年来，行为经济学很流行。经济学家终于肯去看看人们“真实的”经济行为是怎么样的了。但这是经济学的功劳么？讽刺的是获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其实跟经济学没关系，纯粹是个心理学家。经济学硬要给人安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这恰恰说明经济学原来是不成功的，它现在被迫要吸收心理学来充实自己。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还是经济学“被帝国主义”？涂尔干早就说过，如果走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道路，即由个人出发去解释社会，那么最终都要走到心理学上（好像霍曼斯也有类似观点）。当然，还有走得更远的，就是走到生理学上。这个逻辑其实并不难。心理活动是怎么产生的？是在大脑中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脑科学。于是有了神经经济学。其实说句实话，这真的和经济学没什么关系了。

我觉得现在经济学有点夹生了。如果回到狭义效用时期的经济学，那也很好。这种经济学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是很有用处的，我们拿这种理想类型比照现实，发现比较吻合，我们对这种行为就理解了——这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如果比照后发现人们不是按照纯经济逻辑行为的，然后就可以分析啦，这是为什么啊。比如，按照纯经济逻辑，给工人工资提高应该能调动劳动积极性啊，那为什么前资本主义时期提高工资劳动时间还减少呢？因为他们传统主义的生活方式。按照经济逻辑，人都是要偷懒的，所以产生了监督与激励问题。那为什么有些人不用老板激励也拼命干活呢？韦伯发现了这是因为他们把职业本身当作了目的即“天职”。所以经济学是个很好的视角。但现在广义效用之类的被引进来之后，这个理想类型很难建起来了，就像我说的，此时在经济学里究竟什么叫“理性”就很难说清楚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贯彻下去，那经济学就应该回到斯密、边沁（这不就和李猛所说的社会学要回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殊途同归了么），然而又没有回去。

当然，社会学的状况并不比经济学好。但正因为社会学被规范化的程度还不那么深，所以它还留存着返回总体性社会科学的希望。在其他学科纷纷切割研究领域，使社会学沦为剩余学科的同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思想家纷纷被扫到了社会学，确切地说是社会理论的筐子里（正是因为他们难以归类？）。正是在所谓的社会理论中，他们的思想资源才得以保存。涂尔干一直是教育学教授，但让他失望的是，现在的教育学肯定读不懂他了。韦伯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教授，然而有哪个经济学的学生会读韦伯？前几年还有一位海归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美国如果教授问你读过什么经济学书籍，你说读过斯密的《国富论》，这是被人笑话的。在经济学界，读斯密都没了合法性。现在，只有在“社会理论”这个筐子里，这些思想家才真正存在，才真正被完整的阅读（所以李猛要去芝加哥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来源于了解“现在”的过去，否则我们会对现实的一切视为天经地义。正是读了涂尔干我们才知道原来杀人偿命根本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古代，杀人不偿命亵渎神才偿命。读了韦伯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身边上班的人总会抱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因为对新教徒而言这些是轻飘飘的斗篷，但对他们而言是“铁笼”啊。经济学就没有这种想象力，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学能成为显学，为什么经济学帝国主义能屡屡奏效。这不就是因为我们恰恰处于一个工具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比历史以往都更加理性么？经济学家们很难想象，以前的人居然不是“理性经济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正如李猛所说：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现在”的过去，我们才能够重新获得对我们身处的“现在”的理论想象力和经验感受性，因为“现在”的可能性正蕴含在那些没有实现或已被遗忘的“过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