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次读书会读的是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冯老师推荐附读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这本书是1934年7月于柏林出版（作者序时间），在1934年12月16日（译者序时间）即由杨树人翻译完毕，感叹其工作迅速之余，看其“译者序”亦是颇为有趣。

网上没有找到电子版，特抄录下来给大家。看看在民国，时人关注桑巴特的关注点在何处。（还有当时人写序都写些什么....@@）(《德意志社会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P6--P12)

译者序

I

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70岁的老教授，在国际学识界很有资望，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研究。其著作有各种语言译述流传很广。本书名为《德意志社会主义》，但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曾于本书中明白指斥这些观念的谬误。他虽说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然而本书却不是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歌功颂德之书；与其说他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毋宁说他是适应环境，好提出本书为国社党的南针，代该党定方案。只看他在绪言中说：“我其所以放弃与当道逐一辩论（者）...... 其原因在于我确信这一种态度能给予我的国家以最好的报效。”“它（本书）会找到若干反对者，在我是毫无疑义：在执政党的内与外。”“本书的特定的工作，就是想把那些公认为强有力的势力......引入于轨道，引入于不会趋向于毁灭而有结实可能的轨道之中。”一定可以明白，他对于国社党并非毫无保留，完全赞同。

环境逼迫我把这一段不必要的声明，列入“译序”之中，并且排在第一段，译者实怀着二重的苦心，隐着双料的苦味。

我并不欲高抬桑巴特，以求增加我译者的地位。这太谈不到。我说他并不代表共产主义，不偏袒国社党，也更不是想插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标儿。因为本书的内容可供考证。然而我毕竟是做了这不必要的声明；实诚如我所述，有二重苦心，双料苦味：

自从我们的祖国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压迫以来，最合适的口头禅是“维新”，是“建设”，是“赶上欧美各国”，并且要“迎头赶上”。人们目迷于五色缤纷的物质，这一切口头禅的实质内容当然也只是指物质和这种物质所形成的外表构状，意即谓：要凭借我们众庶的人口，蕴藏的富藏，发展物质，发展到胜过欧美各国。天晓得，事不若是之简单！

诚然，我们需要大炮，飞机，坦克，兵舰杀退“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者），这一切都要先从发展自己的物质着手；可是，若以为：只要我们工厂比欧美多，房屋比纽约高，物质享受比欧美盛，或至少也与它们“并驾齐驱”，即算达到目的，那也未免太“埋没”了我们自己，蔑视了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民族对于人类所负的使命，抛弃了我们祖先的遗传宝，并且恐怕要走上了岔道儿，连发展物质的目的都达不到。试只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谁也没有榨取它们，压迫它们，为什么现在无法维持其现存制度？不色盲的人们总不会再讴歌那儿是天堂，乐土！

有人要说：这是将来问题，现在我们要埋头发展物质。这“也许”是“言之有理”！因为我绝不忘却此处我是在译书，不是批评，不是辩论。但我要附注一语，恐怕这位发言的朋友忘却了小小的一点：倘使我们放弃操舵，海风会先把我们吹得不知所向了。

比如说计划经济是限制资本主义吗？好，即假定其如此吧！但倘使这“计划”不明资本主义背后的撒旦是什么，即令其能把资本主义的外表形式根本铲除，也是没有用；因为这撒旦仍旧可以在别的制度之中活跃的。

倘使我一定要举例说明我意何所指，我要说：倘我们不得已而必须驱遣“撒旦”，我们应时时弗忘，它是撒旦，要时时防遏其为反。盲目抄袭，没有半点意义，并且实足以酿成不可收拾的致命大患。

我们实不难应用我们本民族固有的哲理明光来照这种撒旦的原型。可是现在谁要是走这一条路而不被迎头咒骂为“顽固”“复古”才怪呢！我们剩下可以着手的途径只有找外国知者对于他们自己病态的揭示，复述出来，译述出来。

倘使我们的后人修史，指我们现时代为“外人顾问时期”，或许不是形容过甚至。因为我们现在不仅在工程，技术，军事，交通以及行政，“行政改良”方面有外籍顾问，并且讲到“仁义礼智信”孔圣人之道也要找外国顾问----请容许我揭示这“秘密”。译者并不欲反对用外籍顾问，并且深知聘用外籍顾问在对外政策上很可以作为有意义的策略运用。

于是我很愿意介绍桑巴特的书面顾问---译述他的书，不过此书中有许多地方专与德国有关，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只能参考，没有抄袭的可能。它不需要丰富的旅费和优益的顾问“束修”，并且，倘使我没有说错，他的学识比之于在外国找“冒险事业”的人们大概要高明若干筹。

这是我所谓的二重苦心。

我们的现时代是一个浮动的，不安定的，表面的时代。“人们”失去了定盘心，做事草率，思考不彻底，判断浅薄而无根据。倘使你偶或寄住过青年会宿舍“有人”会相信你是基督教徒；倘使你赴欧洲回来，不取道南海而经由西伯利亚，有人会说你即不是共产党，亦当是联俄派人；倘使你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你不必忧心会没有人奉送你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而类似这种“主义者”也正好在其案头多插上基本类此的书籍，以表示其“道地性”，读不读，懂不懂又是一个问题；倘使你住宅里挂着上海城隍庙或是南京夫子庙的黄雀，这也可以做你的“生物学家”或是“动物学家”的头衔根据；还有.......等等等等。

活在这种时代，真是痛苦。一是痛苦，大好的社会竟为这种少数识浅的无聊的“人们”所嚷的“市声”所夺；二是痛苦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清白的人枉遭诬蔑。

这是我所谓的双料的苦味。实则，倘容许我说老实话，这种痛苦，没法计算，没法量，只可以由有血气的人去感觉得到。而“人们”其所以能信口雌黄，也许即在于他们自己没有灵魂可以感觉到诬与被诬之为可耻，他们要以信口雌黄，捕风捉影，暴露其自己心灵上的虚幻！

然而，苦心也好，苦味也罢，在有个性，有自决，有民族意识的人他只知道努力，不管他是在自由叙述己意，或是没有这种自由而复述他人的著作。在他的思想中，只有一个原则：一切为的是祖国。

II

现在关于译述上的技术，我还要略述几句。我首先要声明本书极难译，真有些费力不讨好的情况。第一是本书涉及政治社会种种问题，桑巴特学识很富很广，他充分援引德国的哲学分别讨论，许多概念都要译者自立创译起来，而涉及哲学的句法，在译述上，加倍困难。再则桑巴特生平著作极丰，500页左右的书有十余册之多，此外较小之书册还有很多，他自己形成一个特殊的系统，有许多名词的含意与一般用法不同，这也增加了译述上的困难。其次桑巴特喜用拉丁文风格（拉丁文凭借其完整固有的文法与字法变化），句法复杂繁长，尤其是其承转合都不甚借助于文字，只寓意于文气之中，这在在都使译笔艰窘。这一切再加上德文原有的含浑性，越发使译述困难。

为解决这种种困难的一部分起见，译者于译文中曾试用下列方法，现在要报告出来，目的是求能对于好意的读者在了解译文上有所贡献，并非求对于国文文法有所示意，那该是文字学和文法学家的责任，我很祷盼不久会有创造的统一办法，使我这临时办法成为不需要。

第一个救穷的办法是把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充分通用起来，即把原来的形容词动词或用成名词，名词形容词或用成动词。不过这往往会使文字不畅，且容易引起误解，然而为救穷起见，实顾忌不了此点了。

第二个救穷的办法是充分应用音同意不同原来已有的名词，以及音同的别字，分别去译述原文近似的名词与概念，如：相信，想信；近似，近是；杂色，杂式；自制，自治；尺量，测量；从新，重新；记账，计帐等等。不过这也有使国文劣化的危险，未为我所顾到。

第三个救穷的办法是遇有原文含义不一之字实行在不同之处分别另译，所以往往有原文同一名词，而有两种或几种译法。我想这大概没有若何重大的弊害。

此外我在译文间有用“文言”之处，这纯粹是因为在各该处文言句法与原来句法结构相近的关系。再则在译文我用括号表示译者的补注，有的是解释；有的是并列几种译法备考；有的是补充原文；有的是表示可以省略，其意义则都完全在于帮助了解。

因此在文字不顺的地方，要请读者原谅译笔困难，并非故意写不通的文字找麻烦。要请原谅，原文本非通俗书，为人人所能读。要请在文气上寻起承转合之处，要请在活用上，在别字上推寻意义，勿判我故意写别字，这是译者所祷盼的。此外关于原文的专门名词如人名地名等，其在中文已有根深蒂固的惯用译名者则尽量采用，其余如尚未有译名，或译名与原文发音相去太远且不为人通用者，则一概用原文写出，我想，能读本译文者至少都在能读拉丁字母的水平线以上，这大概不至成为重大的障碍。

译者深恐本书内容艰深，有难于了解之处，本想借译序的篇幅，写几句简明的摘要，旋以恐贻画蛇添足之讥，因而作罢。而书末所附译的《资本主义之将来》，在某种范围之内，也很能代替一部分地摘要，所以译者的译序至此为止，即请介绍读者与桑巴特的本文相见。

杨树人，1934年12月16日，南京明故宫